最近首都博物馆的两个文物大展令观众欢欣鼓舞。说起来，两个展览都是围绕墓葬出土文物设计的，墓主人一个是2000年前西汉的海昏侯刘贺，一个是3000多年前殷商时期武丁的王后妇好。一个是正在进行的考古，一个则是40年前的重大发现，这两个不期而遇的展览，各有各的精彩，不过互为参照，对比着看，则让观众得到更多的启发。

  比如妇好的墓中就未曾发现任何的黄金及金银器，令人印象非常深刻的是纹饰繁复的青铜器和数目繁多、质量上乘、动物形态丰富的玉器。而海昏侯的墓中除了与之一脉相承的青铜器和玉器，大量堆积的黄金成色十足，而且在多种文物上可见包金、鎏金银、错金银等相伴而来的先进的技术。这种相隔千年却葬俗不同的对比，正能成为“金玉同盟”在内的各种故事的注脚。金玉本属于不同的文化系统。玉崇拜在东亚至少可以追溯到八千年前的中国兴隆洼文化，是东方文化的象征；金崇拜在西亚亦可追溯到八千年前，是西方文化的标志。两个展览不言自明地印证了这一观点。

  古代埃及、两河流域、印度河流域及地中海周围地区均崇拜黄金，黄金制品是西方古代文明的象征。约六千年前，埃及人就开始掌握了金银合金技术。约五千年前，两河流域男女贵族开始佩带金饰。世界上最早的成批黄金制品约见于公元前4500年左右、黑海西岸保加利亚的瓦尔纳红铜时代墓葬。瓦尔纳市是欧洲最古老的城市之一，有着悠久而丰富的历史背景和文化。根据考古发现，距今10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末期就有史前人类在此活动。公元前7000年，原始人类开始在瓦尔纳地区定居，成了欧洲大陆最早的居民。该地区的原始文明在公元前4000年的青铜器时代达到了顶峰，拥有当时欧洲东部最大的氏族部落群，发掘出的金饰、青铜工具和陶器做工精美，其工艺水平并不亚于古代埃及。3000多件黄金制品总重约六公斤，出土黄金比当时世界上其余地区出土黄金制品总量还要多。这算得上是上古世界黄金文化的代表。

  其实通过考古或文献，我们大家可以发现，在不同的时代、不同的文化中，都有自己的贵重物品或者叫自己所认为的价值显赫的材料。这么多东西并非仅仅是为了实用，它的价值也非客观的内在所决定的，更多时候只是主观的一种认定，是由特定的人群在特定的时期所赋予的价值。因此，闪闪夺目傲视群雄的黄金，在阿兹特克人眼里也许还没有亮丽的羽毛珍贵。就目前考古所知道的，这些价值显赫的材料真是包罗万象，如从新石器时代就被青睐的象牙、那些天然坚硬而又美丽的天青石、绿松石、黑曜石、玛瑙等。除了天然的物质，一些经过加工后能代表身份与名望的青铜器、丝绸、瓷器、玻璃等物品更是被许多文化所珍爱。这些显赫物品的共同特点是，它的价值是由社会距离和地理距离所决定的，社会距离是指越是稀缺、越是远离大众、越是社会上层才有能力获得和使用的物品价值越高；从地理距离上讲，越是来自远方的物品价值越高。

  埃及和两河流域的文明古国都曾为取得黄金和宝石征战四方，并不惜舟车劳顿，开拓长途的贸易之路。1984年，考古学家在乌鲁布伦地区发现了一艘沉船，这艘沉船中汇集了大量的后青铜时代物品，船上载有20吨人工制品。其中有乌木制品、河马牙、象牙、玻璃、象牙制品；金银器、铜锭、锡锭、青铜器和武器等金属制作的产品，以及不计其数的琥珀和珠宝饰品，还有黄金、刀剑和印章等珍贵文物。在1984年至1994年长达10年的时间里，各路科学家会集于此，对船上的文物进行了来源分析。科学家最后认定，这艘船是从地中海东部的黎凡特出发，穿过塞浦路斯，从土耳其沿岸经卡什向西抵达克里特岛或者希腊的其他迈锡尼遗址，然后又在季风的影响下，掉头向南穿过空旷的海域来到北非，东到埃及的尼罗河口，最后返回老家时沉没的。而船上满载的物品正是船只经过的地方所能购买到的最珍贵的物品。

  制作玉器可以就地取材，也有可能来自远方。在商代妇好墓中出土的和田玉证明，在张骞开通丝绸之路以前，中原地区就已经和广阔的西域有着互动交流。只不过这种交流还是统治者的特权，以贵重物品交换为特点的政治和社会交往有的是仪式式的交换，用来建立同盟关系；有的也许是追逐奢侈的竞争性、炫耀换。

  东亚最早的金器见于齐家文化、四坝文化、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及商代文化墓葬。夏商两代约千年，中国境内出土的黄金不过千余克，分布范畴主要也在西北部和偏西南的少数民族地区，其次才是中原地区。东周，黄金才大量出现，经过了秦汉，慢慢的变成为财富与权威的象征。丝绸之路开通后，玉与金成为丝路上最常见的流通物资。通过丝绸之路进入东亚的金文化与东亚固有的玉崇拜，逐渐成了中国文化的双重象征。

  老普林尼（他儿子被称为小普林尼）是罗马最有名的博物学家，他在公元初年的书中记载，罗马帝国在与东方的商业中支付了大量的黄金来购买丝绸。那时中国的丝绸与黄金等价，而“黄金有价玉无价”的谚语则说明“君子比德如玉”至少在汉朝还是一种风尚，虽然金缕玉衣、金匣玉册、金玉良缘很快就开始风行了。